“在修订工作中，我们有两条很重要的原则，一是坚持问题导向，注重精准问责，分清责任、规范程序，增强问责工作的科学性和严肃性；二是强化责任担当，防止向下推责，要求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注重从自身找问题、查原因，勇于担当、敢于负责。”参加此次修订工作的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法规室有关负责同志介绍。
2016年7月印发的《问责条例》为党的问责工作提供了制度遵循，推动失责必问、问责必严成为常态，发挥了全面从严治党的利器作用，但在实践中也出现了问责不力，以及问责泛化、简单化问题。
比如，华东某市在党建工作督导中，发现该市相关部门存在落实基层党建主体责任不到位等问题，但仅对党委（党组）进行了通报批评，相关责任人无一人受到问责处理。问责本是督促领导干部履职尽责的“加压器”，由于以集体责任代替领导干部个人责任，却成了一些领导干部减免责任的“减压阀”。
又如，东北某市在开展畜牧业专项疫情防控工作中，对工作不力的40多人进行了问责，然而，其中90%为乡镇以下工作人员，20多人为村级防疫人员。问责时找“软柿子”捏，对副职、下级问责多，对主官、上级问责少，找“背锅人”易，找负责人难。
2016年《问责条例》规定，问责对象是各级党委（党组）、党的工作部门及其领导成员，各级纪委（纪检组）及其领导成员，重点是主要负责人。然而，实践中，一些地方避重就轻，出现问责领导干部虚晃一枪，问责下级代替上级、问责一般干部代替领导干部等情况。这些表面上看是对责任界限“傻傻分不清楚”，实质上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对这些搞变通的做法，需要从指导原则、具体操作指南等方面加以规定，予以杜绝。
对此，新修订的《问责条例》在第三条问责原则中新增“权责一致、错责相当”“集体决定、分清责任”的同时，还在第五条对问责对象进一步作出明确界定，“问责对象是党组织、党的领导干部，重点是党委（党组）、党的工作机关及其领导成员，纪委、纪委派驻（派出）机构及其领导成员”。此外，在第六条新增了第二款和第三款规定，强调“对党组织问责的，应当同时对该党组织中负有责任的领导班子成员进行问责”，要求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不得向下级党组织和干部推卸责任。
问责必须抓住“关键少数”，才能督促其真正把责任扛起来。这些规定，既明确“该问谁的责任”，又避免“问了不该问的责任”；既不让问责对领导干部虚晃一枪，避免靶心偏离、问责不力，更不让基层普通干部“背锅”，损害问责工作的公信力。
此外，第六条第一款对于党组织领导班子、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和直接主管的班子成员、参与决策和工作的班子成员的责任作了进一步划分，强调“在职责范围内”承担责任。这就突出了权责一致、错责相当，实事求是、分清责任，做到不枉不纵。
“新修订的《问责条例》坚持区别情况、分类处理，该是谁的责任就问谁的责任，该追究到哪一级的责任就追究到哪一级的责任，该问到什么程度就问到什么程度，该采取什么问责方式就采取什么问责方式，做到严肃问责、精准问责、慎重问责，真正起到问责一个、警醒一片的作用。”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法规室有关负责同志表示。（记者 程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