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新发现六个“祭祀坑”，目前已出土五百余件重要文物，青铜方尊、黄金面具、象牙……随着考古挖掘的深入，还将有更多文物出土，带来更多关于古蜀文明的消息，促进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解。
《华阳国志》中的古蜀文明传说
在现代考古学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扎根前，人们对古蜀文明的了解，主要源于传说。东晋时期，蜀地有一位叫常璩的史学家撰写了《华阳国志》，这是我国最早最完整的一部地方志，它记录了上起远古下至东晋永和三年（347年）间巴蜀地区的历史、地理、风俗、物产等情况，今天我们要了解古代西南地区，仍绕不开这本书。
《华阳国志》卷三《蜀志》记载，“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这位眼睛向外凸出的蜀王死后以石棺椁埋葬，蜀地百姓也效法之，“故俗以石棺椁为纵目人冢也”。蚕丛之后是一位叫柏灌的王，柏灌之后是鱼凫，他曾“田于湔山”，在湔山一带游猎。
鱼凫之后是一位叫杜宇的王。他给蜀地带来了农业，从游猎转向农耕，这是人类生计方式的巨大改变，因此他世代受到蜀地百姓的祭祀。杜宇统治的时代曾发生洪水，他委任其相开明治水，“开明决玉垒山以除水害，帝遂委以政事，法尧舜禅授之义，遂禅位于开明”，也就是说开明因治水有功而继杜宇之后为蜀王。传说中杜宇的结局颇具诗意，他的魂灵化为了杜鹃鸟，每到农忙时节，就飞到田间地头鸣叫“布谷，布谷”，因而杜鹃鸟又有催耕鸟的说法。
《华阳国志》开列的蜀王世系及所讲述的蜀王故事，固然有真实的成分，但经历岁月的洗礼，何者为真何者为假很难分辨，而地下文物不失为一个重要的参照，而这就需要考古学的帮助了。
三星堆的故事，始于1929年。那年春天，广汉农民燕道成、燕青保父子在开挖沟渠时，偶然发现了一批精美的玉器。1934年，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在燕氏父子发现玉器的地点附近进行了三星堆历史上的首次考古。新中国成立后，分别在五六十年代和八十年代进行了两次发掘，其中八十年代的发掘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1986年7月，考古学家发现了两个“祭祀坑”，其出土的文物填满了一座三星堆博物馆。2019年11月至2020年5月，考古学家新发现了六座“祭祀坑”，并于2020年10月开始挖掘。
经历八十多年时光，考古学家对三星堆遗址文化已有了相当了解。该文化分为四期，延续时间距今4800年—2600年，一期属新石器时代晚期，二期之后进入文明时代。三星堆遗址主体遗存为二期、三期，距今4100年—3100年，相当于中原的夏商时代，而如果从古蜀传说的角度来看，则相当于柏灌至鱼凫时代。
青铜器为多元一体格局提供实证
三星堆向我们展示了一个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神秘、巨大，这是我们欣赏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第一时间想到的词汇。
在三星堆博物馆中，陈列了大大小小许多青铜面具，其中一件青铜纵目面具，有“面具之王”的美称，它高65厘米，宽138厘米，眼睛呈柱状向外凸出，长16.5厘米，这也许就是《华阳国志》提到的“纵目”了。这两个柱体，仿佛是眼睛向外放射的光芒，配以巨大的耳朵，有“千里眼，顺风耳”之称。这件面具的额部有一个方孔，考古学家推测可能原来铸有精美的额饰。
除了青铜纵目面具外，三星堆还出土过单独的眼形铜饰件。眼睛在古蜀人的心目中具有非凡的地位，实际上这也能在古文字中找到印证，甲骨文中蜀字的形象，是有巨大眼睛的虫子。
面具只展示了古蜀人形象的一部分，而青铜大立人则予以完整展示。青铜大立人身高180厘米，站立在一个高80厘米的方形底座上，通高260厘米。他居高临下，俯瞰着芸芸众生。青铜大立人头戴花冠，身着三层衣服，内衣也有纹饰，中衣下摆呈燕尾状，外衣是一件鸡心领左衽长襟衣，所谓“左衽”就是衣襟向左边掩，这个细节相当重要，因为中原文明历来崇尚“右衽”，“左衽”体现了与中原文明不同的偏爱。
青铜大立人的手不成比例地大，手指卷成圈，似乎正拿着一件物品，但究竟是何物呢？这个问题与大立人的身份问题，在其问世三十余年间一直困扰着考古学家，有人认为大立人是蜀王，有人认为是具有崇高地位的神职人员；有人认为大立人手持权杖，有人认为手持象牙，还有人认为什么东西也不持，这只是一个动作而已，种种见解，迄今尚无定论。
同样尚无定论的还有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神树，其中一号青铜神树通高396厘米，抬头仰望，似要直通天上。这棵神树铸在一个山形铜座中，树干笔直，分成三层，每层又分三枝，其中两枝下垂并结果实，另一枝上扬也结果实，果实上还站立着一只鸟。在树的一侧，有条龙向下攀。
对树的崇拜，在古代世界各宗教与民间信仰中都很常见。中国古代神话中，也有一些神树的故事。如《山海经》中所说的扶桑，“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还有一种建木，“众帝所自上下，日中无景，呼而无响，盖天地之中也”。三星堆博物馆对这棵青铜神树的功能做出了一种解释，认为它是扶桑、建木等神树的一种复合型产物，神树连接着天与地、神与人，其主要功能之一为“通天”，既然“众帝所自上下”，人也可以，那向下攀的龙也许就是前来迎接的坐骑。
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呈现出了鲜明的地域特色，这是古蜀先民瑰丽想象的展现。但考古学家提醒我们，三星堆的器物是多元文化融合的成果：青铜面具、青铜神树具有本地特征，玉戈、牙璋主要来自夏商文化，三星堆在吸收中原青铜技术的同时进行了自我创新，如器型是中原的尊、罍，但风格装饰明显与长江中下游文化有关。这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实物证据。
古蜀黄金加工技艺炉火纯青
璀璨夺目的黄金制品，向来是公众关注考古的重点之一。本次三星堆考古，已出土了一批黄金制品。在五号“祭祀坑”出土了一个残缺的黄金面具，宽约23厘米，高约28厘米，比人脸大得多，考古学家据此认为该面具应不是给人佩戴的。残缺的面具重达280克，如果完整的话，据推测重量可超过500克。这残缺而神秘的半张脸令人浮想联翩，它是谁，黄金面具有何功能，这些都有待考古学家的解答。
古蜀文明对黄金的加工已达炉火纯青的地步。本次三星堆考古还发掘出了一件鸟形金饰片，采用脱錾镂空工艺制成，厚度仅有0.12毫米，尾羽舒展轻灵，仿佛凤凰翻飞。在古蜀文明的器物中，经常能够见到鸟的形象。
成都西郊的金沙遗址，是继三星堆之后又一个古蜀文明的中心，两者关系密切，出土了不少类似的器物。金沙遗址出土过一件太阳神鸟金饰，后来选为中国文化遗产的标志。该金饰厚度仅0.2毫米，用镂空的方式刻出内外两层图案，内层如散发出十二道光芒的太阳，外层是四只逆时针飞行的鸟。四只鸟首尾相接，围绕太阳飞行，周而复始，永不停歇。
考古是一场永不停歇的探索。我们需要有足够的耐心和信心，去等待一件文物刷去裹挟的泥土露出真容，去探究一件文物的功能与意义，去廓清一种考古学文化与其他文化的互动关系，去理解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演化过程与机制。
地不爱宝，所以常能予我们新知。（陈彧之）
